在日本高崎市區外的鄉野山間，佇立着山上碑、多胡碑、金井澤碑，依次刻立於公元681年、711年、726年。在東瀛列島屈指可數的早期石刻中，這3通石碑都有明確的刻立年代，文字保存尚好，因而均被日本政府列為“特別史跡”。加之彼此相鄰，全部坐落於古稱“上野國”的群馬縣境內，故又合稱為“上野三碑”，是漢字文明圈極東一隅難得的代表性遺存。
從東京最繁華的中心城區乘火車出發，大約一個半小時后就可以抵達群馬縣境內的小城高崎。群馬縣經濟尚可，但可能是偏居東京都市圈西北邊緣的原因，讓它在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裡顯得存在感很低。我之所以選擇來群馬旅行，有兩個目的。其一是参觀“富岡制絲廠和絲綢產業遺產群”，2014年這個項目被列為世界遺產，因為比“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早列入一天，所以日本媒體當時將其稱做“全球第一項和絲綢有關的世界遺產”。
另一個目的是尋訪三通石碑。
2019年初，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看完《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大展后，於暮色中直奔高崎。從火車站台步入高崎站大廳，第一眼就看見在最顯要的位置安放着上野三碑的模型。原來在2017年歲末，上野三碑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對於群馬縣來說，這是繼富岡制絲廠后獲得的又一項殊榮，宣傳推廣自然少不了。
明明是3通石碑，怎麼會成為文獻類遺產?帶着疑問，第二天我開始了尋訪之旅。遵循高崎火車站里詳細的導覽說明，我乘坐上信電鐵來到吉井站。這座小小的迷你車站是上野三碑周遊線路的起點，當地安排免費的中巴車循環於車站和各通石碑的所在地點，每日八趟周而復始。離開吉井站后的第一站是多胡碑。這通規整的石碑保存在碑亭內，遊客可以自助開燈，隔着柵欄仔細觀看。多胡碑附近還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館，讓我驚訝的是其中竟然展陳着北京居庸關雲台元代六種石刻文字的整幅拓片。
之後尋訪的山上碑、金井澤碑都位於青山翠谷中的高敞台地上。和多胡碑一樣，也都在原址加蓋了遮風避雨的保護碑亭。可喜的是碑亭都不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均留出門窗空隙，供参觀者一睹石碑真容。更貼心的是每座碑亭門旁設置的自助電燈開關，讓遊客雖然隔着門窗，仍能看得真切。
前一日我剛剛看過《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大展，再看上野三碑上的漢字，坦率說其間水平高低的反差還是很強烈的。又從形制看，山上碑彷彿縮小的好大王碑，略有石碑外貌而已。至於金井澤碑，稱之為在一塊渾圓石頭上的題刻似乎更為妥當。既然書寫粗鄙、形制簡陋，可為何它們還能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關鍵在於內容。上野三碑雖然字數不多，但記載了距今1300多年前從朝鮮半島遷徙來的“渡來人”情況，以及當時日本從中國取法的政治制度、引入的佛教文化等寶貴信息。這些留存在頑石上的文字內容，符合世界記憶工程對於文獻遺產“包括任何介質”的定義。
如果從中國的文物保護分類觀察上野三碑這樣的遺產，應該屬於不可移動文物里的田野石刻文物，故而上野三碑列入世界記憶名錄能帶給我們很多的借鑒。在中國，類似具有檔案文獻性質的石刻文物還有很多，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西安碑林等還曾被列為申報世界遺產的候選項目。如果從檔案文獻的角度梳理其價值，與上野三碑相比，至少各有千秋。在申遺越來越難、國內競爭越發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地不妨把思路轉向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儘管存在體制機制上的一些困難，但至少有上野三碑的成功先例在前，未嘗不是更具可行性的操作方向。
尋訪上野三碑后，乘坐上信電鐵的小火車返回高崎。小小的車廂里貼滿了當地中小學生創作的家鄉風物繪畫作品。我注意到上野三碑是許多孩子傾力表現的對象。通過國際組織認證遺產的價值，激發當地民眾的自豪感，讓遺產的種子在孩子們的心中生根發芽，我想這節車廂才是我此行看到的最美麗的風景吧。
世界記憶名錄——
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世界記憶工程，旨在提高人們對檔案文獻遺產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認識，並由此設立了世界記憶名錄，選取收入各國珍貴文獻遺產作為人類共同保護的記憶。
經過多年發展，世界記憶名錄和世界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遺產保護領域的三大品牌項目。和上野三碑同在2017年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還有中國提交的“甲骨文”和“近現代中國蘇州絲綢檔案”以及中國和葡萄牙共同提交的“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年至1886年)”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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